■父母之爱与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爱的最大不同就是，父母爱孩子的目的，不是为了跟孩子进一步的融合，而是为了要跟孩子分离

　　■孩子越小，父母能发挥的作用越大；孩子越大父母能发挥的作用越小

　　■做家长的要把青春期的孩子当成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是未来最有成就的人，是未来一个家庭所有事情的决策者

　　■贺岭峰

　　都说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孩子的人，但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讲，很多家长以爱之名，对孩子做的很多事却违背了科学规律，也违背了时代发展对家庭教育提出的要求。

　　其实，心理学有句话可以用来形容健康的亲子关系——“不带敌意的坚决，不带诱惑的深情”，家长要坚持为人父母的底线和规则，即“我对你没有敌意，我一定要坚持我们家的家教、家风这些最基本的原则”和“我爱你不是用爱来绑架你、诱惑你，绑架你活成我期待的样子，我爱你只是因为我就爱你”。

　　回顾人类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身处农业社会的人是跟随长者的经验生活、成长的，儿孙的生活与爷爷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类谚语；进入工业化时代，人们更推崇那些学习了新知识、掌握新技术的人，他们才有话语权；而在信息化时代，年轻人永远是掌握新知识最快、最多的人，值得学习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如今父母难当——因为年长已经不成为父母的优势了。

　　为人父母者在和孩子相处时，也更需要智慧。

　　从过于依赖婴儿车到任性择校，家庭教育误区不少

　　家庭教育中最常见以下七种不科学的行为：

　　一是非母乳喂养。有统计表明，目前，6个月以下新生儿的纯母乳喂养率不到50%。要知道，母乳的营养丰富程度是牛奶无法替代的，更重要的是，母乳喂养时，孩子可以通过口腔、皮肤以及与母亲的密切接触，继承妈妈的菌群。肠道菌群越丰富的孩子，长大后免疫系统越强大，更不容易发生过敏反应，同时孩子的心理也更加健康。

　　二是过于依赖婴儿车。孩子年幼时，不少家长喜欢推着婴儿车，带孩子到室外散步。不过，躺在婴儿车里的孩子，他们的身体没有接受任何来自外界的风吹、日晒、雨淋，没有跟土壤、草地有过接触。这些与大自然的接触，可以形成对身体部位的刺激，并在孩子大脑中形成致密的神经突触的连接。据悉，儿童的大脑神经突触连接在6岁前就能达到成人的90%，但它需要丰富的环境刺激。今天我们的孩子视觉、听觉刺激都很丰富，最缺的就是触觉刺激，等孩子到14岁时学数学、物理遇到问题，家长才知道根源是孩子年幼时没有让灵活的手指通过接触沙子、水、草、树木等接受丰富的刺激，在大脑顶叶建立丰富的神经连接，那时候就显得有些晚了。

　　三是早教班。所谓“学龄前”，就是不应该学任何东西的年龄段，学龄前孩子最应该做的是游戏，儿童期所有的游戏都是未来社会智能的基础。比如，双人游戏让孩子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参与多人游戏时，孩子学会遵守基本规则。当孩子到青春期突然开始“社恐”、开始不跟父母交流，也许就是童年时游戏玩得太少了。格赛尔爬梯实验早就证明，对儿童的提前训练没有价值，只有在关键期的训练才有意义，而参加早教班占据了孩子跟大自然接触的所有时间。

　　第四，孩子接收的负反馈太多。心理学认为，一个人在任何组织中长久待下去有一个基本标准，就是他在这个团体中获得的积极反馈和消极反馈之比要大于3∶1。要建构亲密关系，这一比例应该大于5∶1。而根据一些学者的样本研究，中国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每受到一次表扬的同时要遭受6次批评，也就是1∶6。如此一来，孩子的心情怎么会好？怎么会愿意待在这个环境中？！

　　第五，盯着孩子写作业。很多家长希望，孩子所有时间都用来做作业，现在已经不仅是不让孩子玩耍、社交，不让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休闲娱乐，甚至已经不让孩子见太阳了！我所在的团队在上海的调查发现，50%未成年人每天见自然光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此外，我们的小学生就有95%睡眠不足，初三、高三学生100%睡眠不足。

　　一个人的学习效率，是学习的总效果除以学习总时间后的结果。在没有改善学习效果的情况下单纯延长学习时间，其实就是在降低学习效率。可以说，现在老师和家长正在联手降低中国年轻一代的学习效率，在无限延长孩子的学习时间。

　　第六，不顾实际择名校。名校之所以有名，一定是因为有它特别优势的东西，但未必适合所有人。家长要为孩子选择适合的学校，而不是哪个学校有名就选哪个。有时，孩子在名校里成绩垫底，不适应这个环境，周围人看他不顺眼，他也会感觉这个世界容不下他，感觉自己是“废物”，但如果换到另一个合适的学校，或许孩子的心情和状态就完全不同了。家长一定要记住：为孩子选学校，不是为父母的面子选学校。

　　第七，一言不合伤关系。很多家长可以为了一道数学题、为了一次考试成绩就和孩子反目成仇。在很多家庭，孩子没进入青春期，还没开始反叛，爸爸妈妈开始反叛了，跟孩子绝交了。父母把亲子关系搞烂了，以后还能用什么来支撑孩子的发展？

　　做家长有时间限制，亲子关系其实只是半生缘

　　其实，做家长是有时间限制的，并非生了孩子就可以成为合格的父母。父母之爱与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爱的最大不同就是，父母爱孩子的目的，不是为了跟孩子进一步的融合，而是为了要跟孩子分离。父母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希望有一天当父母和孩子分开的时候，甚至是当父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父母给孩子的爱，依然能支撑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成功、更幸福。所以，亲子关系其实就是半生缘。

　　但是，现在很多父母把孩子生下来后，就把年幼的孩子扔给祖辈或者保姆抚养，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而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父母就想管孩子了。其实，所有的年轻人都必须要“踩”着自己的父母，才能迎接这个世界。如果他们永远生活在父母的阴影、控制下，走出家门后还能干什么？！

　　孩子和父母除了物理上的分离之外，还有心理上的分离。父母应该意识到，孩子也许有一天会换个城市去读大学，那时你控制不了他玩手机、做作业、谈恋爱，总有一天，父母会放手把这些权利全部交给孩子。其实，与其晚放手，不如早放手，因为早放手，父母还有纠正孩子的机会，晚放手，连纠正的机会都没有。

　　要知道，孩子越小，父母能发挥的作用越大；孩子越大，父母能发挥的作用越小。

　　从脑科学的角度讲：6岁孩子大脑神经发育的致密程度达到成人的90%。所以，在孩子6岁前为他们提供的教育、环境、外界的刺激非常重要；孩子所有的安全感，对事件的情绪都在3岁之前形成，所以3岁前给孩子安全感和足够的爱更重要；心理学所说的所有依恋关系，都是在1岁半之前形成，这个时间段孩子跟主要抚养人之间的互动模式会变成孩子未来一生跟世界互动模式的基础。

　　如果父母还想对孩子在学习上“扶一程”，那就是小学三年级前，父母可以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让他们保持对学习的兴趣和探究的好奇心。

　　而让人遗憾的是，很多家长在孩子小时候不怎么管，而孩子一到青春期时，就看这不顺眼、看那不顺眼，动辄和孩子反目成仇。亲子关系一旦破坏，父母与孩子所有的沟通渠道，包括希望付出的爱，都没有通道了。

　　很多家长也许会说，一回家看到孩子在拖延时间，或玩游戏或转笔，就气不打一处来，虽然对孩子发火后自己也很后悔，但下一次发生相似的情况，还是控制不了自己。其实，在我看来，根本不存在无法控制的问题，父母在职场也受气，为什么能控制住不打老板、不打客户呢？关键是父母究竟如何看待孩子！

　　所以，我们建议做家长的要把青春期的孩子当成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是未来最有成就的人，是未来一个家庭所有事情的决策者。

　　莫让作业成亲子矛盾导火索，提升学习效率从养成好习惯开始

　　作业是很多家庭亲子矛盾的导火索。很多家长疑惑：如果回家后不盯孩子的作业，那家长如何帮助孩子提升学习效率呢？

　　这里，给家长三个提醒事项：盯目标、盯流程、盯反馈。

　　比如，孩子回家后家长可以先问三个问题：今天作业多不多，大概多长时间完成？你准备先做哪科，后做哪科？做完作业你想干点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让孩子对作业完成的时间和进程进行谋划、判断、预估。因为大脑是“预测器官”，家长这样问，首先满足了大脑的预测功能，这样孩子一旦按时完成了，他就会有满足感；如果提早完成了，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如果没有按时完成，家长也应该心平气和地和孩子一起找出为什么没有按时完成的原因，分析是进度问题还是预估的时间太短。

　　第二个问题，目的是调动孩子的学习策略，先做难的题目还是先做容易的题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开始为作业进行谋划，而不是被动地做作业。

　　第三个问题，是让孩子一下子把自己想做的开心的事情和作业这件事联系起来了，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习惯：作业并不是让人讨厌的事，而是让人开心的事。

　　至于盯流程，做作业一定要让孩子做到“先快后好”。刚开始时作业做得越快越好，做错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做作业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做对，而是为了发现错误。而且，要提升做作业的速度，因为就学习效率而言，应该是考试怎么考，平时作业就怎么做。

　　比如，考试时要先看一下试卷，题目难不难，先做什么、再做什么，碰到不会的题先跳过，做完后再检查。在做作业时也要形成这样的习惯。千万不要孩子做作业，家长坐在旁边一边看，一边不停地打断孩子，一会儿说这个字写得不好，一会儿看那道题做错了，这是很糟糕的习惯。

　　至于盯反馈，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没有反馈的训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很多时候，学校布置的大量作业是没有反馈的，学生最多只知道哪道题错了，至于错误是如何造成的，是知识点掌握错误还是呈现结果错误，犯错的根源都没有找到。其实，我也想提醒学校的老师们，如果不给学生足够的反馈，留这么多作业干什么？作为家长，最后要盯的就是反馈，及时的反馈可以让学生养成自我奖赏的习惯。

　　什么样的学生是无敌的？在我看来，应该是会自我奖赏的学生，做好了会奖励自己，做不好惩罚自己，不需要别人评价，而是自己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这才是家长应该帮助学生做到的。

　　(作者为上海体育学院心理学院教授，本报记者姜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