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发布一个重大消息：武王伐纣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这个时间的确立从西汉学者刘歆的考证算起，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

　　这一切，要从青铜利簋的发现说起。

　　出土利簋记载“武王伐纣”

　　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农民搞水利建设时，于一处周代遗址的窑藏中发现一件带铭文的青铜利簋。让人们震惊的是，上面赫然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直接记述这一历史事件的唯一古文字材料，为人们确认商周分界时间提供了最为关键的物证。

　　“武王克商”和“牧野之战”是中国商、周的时间分界线，历来被视为夏商周年代学的关键，由西汉末年学者刘歆最早开始探索。

　　武王克商，是指周武王姬发带领周与各诸侯联军起兵讨伐商王帝辛(纣)，最终灭商建周的历史事件；牧野之战，是周武王联军与商朝军队在牧野(今河南省淇县南、卫河以北，新乡市附近)进行的决战。

　　确认武王克商(灭商建周)时间之难，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传世典籍证据不足。如，关于西周共有多少年这个问题，战国到南北朝的相关文献，涉及《左传》《孟子》、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史记·鲁世家》《世经》等，推算出西周积年差距200余年至300余年不等。

　　二是学者大多为个人专长研究。如，西汉末年学者刘歆依据古本《竹书纪年》推算西周建立为公元前1122年，梁启超推算为公元前1027年，天文学家卢景贵提出为公元前1046年。

　　三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没有形成合力。就在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伊始，梳理不同学科有代表性的结论达40余种，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上下相距达112年。

　　在近年的探索中，诸多科技手段被运用到研究中。如，用常规法和AMS法(一种高精度测量放射性同位素比率的技术)对丰镐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地层中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做了碳-14年代测定。同时，还用碳-14年代测定商后期的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系列、西周的琉璃河(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系列和天马—曲村(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曲村)系列。

　　专家们还对殷墟甲骨文宾组卜辞中5次月食的年代进行认证和计算，得出武王克商年代范围应在公元前1050年—1020年之间。最终，通过对天文的推算，专家们将武王克商的年代确定在公元前1046年。

　　利簋彰显“天人合一”思想

　　簋，流行于我国商至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于放置饭食，是古代盛装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的器皿。在商周时期，簋除了作为盛放食物的器皿之外，也是重要的礼器，在宴享和祭祀时，簋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

　　这件带方座的青铜利簋只见于西周早期，数量很少，无器盖。上为圆体，下为方体，整体造型表达出“天圆地方”的理念。

　　天与圆象征着运动，是六十甲子一般周而复始的天时；地与方象征着静止，是东南西北的方位和地势。“天圆地方”实际是“天之道”与“地之道”的统一，彰显“天人合一”的思想。

　　青铜利簋的造型典雅、厚重、庄严、雄伟，其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以饕餮纹为主，呈现出一种威严感与狞厉之美。

　　青铜利簋的铸造采用先铸造器体或附件，然后将两者接铸的分铸法，较多承袭商代遗风。矿石为孔雀石，燃料为木炭，所用陶坩埚又称“将军盔”，一次能熔铜12.5千克。将熔铜液浇注到事先做好的陶制模范内，冷却后便可成型。

　　“利”用周王所赐吉金铸簋

　　“武王克商”和“牧野之战”宣告商朝的灭亡，周朝登上历史舞台。此件青铜利簋铭文共4行、33字，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

　　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锡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这段铭文大意是：武王伐商，在甲子这一天凌晨，岁星当头。(战斗到) 次日天明，攻下商都。辛未日(甲子日后七日)，武王驻扎阑这个地方，赏赐主知天道的史官“利”(人名)吉金(铜)。“利”用这些铜铸造了这个簋来纪念祖先檀公。

　　青铜利簋铭文透出三条重要信息：

　　一是记载了“牧野之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惟甲子朝，岁”，可以想象，当时甲子日，岁星中天，这正是周武王在商郊牧野作《牧誓》演说，发动总攻的时刻。《尚书·牧誓》对利簋铭文进行了印证：“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次日天明，攻下商都，也证实古籍中所载“战，一日而破纣之国”。利簋铭文和文献、天文条件等信息契合。

　　二是专业史官记载了牧野之战。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先发制人的著名战例，也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铸造此簋的“利”职务为“右史”。《左传》哀公元年和《国语·周语》都曾讲到周人史官主知天道。“克闻”的“闻”意为报告，是说见岁星中天而上报武王。学者李学勤认为，“这正是右史利立功获赏的原因”。

　　三是此簋的主人为“利”。这是目前发现的我国西周时期最早的署名青铜器。“利”用周王赐的吉金铸造此簋，作为礼器祭祀祖先，说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理念已传承到周朝，并发扬光大。“祀与戎”对后世中国礼乐文明和儒家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夏商周断代的纪年“坐标”

　　“武王克商”的时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一时间是夏商周断代的纪年“坐标”。如，要得到商后期王年时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后)、小辛、小乙在位共50年，为公元前1300—前1251年；武丁在位59年，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帝辛在位30年，为公元前1075—前1046年。

　　我们还可以将商前期年代框架大致推定如下：商代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仲丁迁隞为公元前1430年左右，河亶甲居相为公元前1405年左右，祖乙迁邢为公元前1403年左右。再往上，对夏的始年基本年代构架可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

　　以上得到的夏商王年的大致情况与文化各期的测年结果大体吻合。因此，青铜利簋的发现，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样本。相信顺着时间轴线向历史深处的不断拓展，专家们或将会有更多的重要发现，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

　　作者简介：

　　翁淮南，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