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认知中，具有祥瑞之意的“兔”可分为凡间之兔与神仙之兔，通常以毛发颜色来进行区分。常见的野生兔子多为黄灰色或褐色，有着纯白色毛发的兔子在古代十分罕见，所以常作为神话中的祥瑞之兔，出现在历代与兔有关的神话传说与艺术作品之中。

　　物以稀为贵。在古代如果发现白兔，便要献给皇家。据《汉书》记载，在建平元年、元和三年、永康元年，地方百姓三次捕获白色野兔并献给皇帝。《后汉书》也有记载：“九月，日南徼外蛮夷献白雉、白兔。”《明史》卷十八中记载：“四十一年春三月辛卯，白兔生子，礼部请告庙，许之，群臣表贺。”在当时，天子或诸侯出巡等重大事件需祭告祖庙，是重大的礼仪活动，白兔生子竟被如此看重，足以见得白兔在古人心目中被视为祥瑞。

　　旭日升，凡兔在地

　　早期的“兔”字以观物取象的方式出现于人们的生活中，其中囊括了文字的形成、仿形生活用具的制造等。在数量有限的甲骨文字中就有“兔”字，其象形是这样的：图①。从这些象形文字中可以看出“兔”字非常传神生动，有着长耳、短尾等兔子独有的形体特征。

　　“兔”形象自古就以生活器具或配饰等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史前玉兔、商代兔形玉雕、西周青玉兔、汉代红玛瑙兔、唐代滑石兔、宋代圆雕玉兔、元代水晶兔、清代青玉嵌宝石卧兔等兔形制品均注重呈现兔子的天然特征。兔子多呈卧姿，长耳后贴于背部，前腿趴于身体两侧，后腿蜷于身体之下，表现出一种温顺、平和的姿态。兔形器物类型在隋唐以后趋于多元化，人们用多种材料塑造出憨态可掬的兔子形象，且造型更为立体，刻画细致生动。兔形制品从片雕至圆雕、从平面至立体的造型，反映出人们在雕刻方面的审美趣味更加写实。

　　兔形制品愈加丰富，源于“兔”形象所蕴含的深刻寓意——兔子是多子多福和充满生命力的象征。《说文解字•卯部》中说“卯，冒也”。东汉刘熙在其《释名》中对于“卯”字的释义也是“冒”。“载冒土而出也，盖阳气至是始出地。”卯时，也被称为兔时(早上五点至七点)，是万物生、万物长的时刻。十二生肖也根据动物每日活动时间命名，因兔对应的地支与卯时相对，因此为“卯兔”。

　　东汉班固在《尔雅》中记载：“兔子曰娩。”兔子凭借着其极强的生育能力成为古人对于繁衍期盼的象征。兔子也被称为“土子”，是因为母兔将幼兔生于洞中，幼兔出洞时看似破土而出，人们便将兔子看作土地的子女，也因此看重兔子与大地之间的密切关系。古人还认为兔子是从口中出生的，东汉王充《论衡•奇怪篇》中称雌兔生产时，小兔“从口而出”；西晋张华所著《博物志》中称“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因此兔子还被称为“吐子”。在古人的认知中兔子这时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哺乳动物的神奇性。

　　今天中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仍把兔子作为吉祥的象征。比如苗族人多选取兔年结婚、生育，日常佩戴兔形玉制品寓意家庭和睦，给孩子穿兔头鞋以辟邪去灾保平安；元宵节时，兔形纸灯被人们看作迎接神灵、祈求庇佑的吉祥之物等。在山西、陕西等地有一句谚语为“喜珠石榴蛇盘兔，荣华富贵必定富”。《史记•晋世家》有言：“龙欲上天，五蛇为辅”。其中“龙”喻重耳，一蛇为介子推。寒食节纪念介子推与其母，捏制“蛇盘兔”造型面点，以表达忠义与孝道。其中“蛇”代表介子推，“兔”代表其母。晋南地区称为“蛇盘盘”的蛇盘兔造型面点通常用来祭祖，并以此赠予亲友来表达祝福之情。后来“蛇盘兔”逐渐融入生肖、婚嫁等民俗文化当中，比如“蛇盘兔”窗花是多子多孙的象征，经常用于男婚女嫁之时，是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

　　月影现，神兔在天

　　月中阴影为何物，兔子与月亮又有何关联，古人对此众说纷纭。有关月中阴影是“蟾蜍”还是“兔子”的说法经过了多样化的融合过程。在汉代以后已基本统一为“蟾蜍与兔子并存”，这确定了日后与月亮有关的神话传说中兔子的存在。

　　屈原在其《天问》中的发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月亮为了什么利益，把兔子养在腹中？西汉刘向于《五经通义》中用“阴阳”之说解释月亮上有“蟾蜍”与“兔”存在：“月中有兔与蟾蜍何？月，阴也；蟾蜍，阳也，而与兔并，明阴系于阳也。”蟾蜍与兔子的形象时常同时出现在与月亮有关的艺术作品之中。西汉蟾蜍玉兔纹瓦当中生动刻画了一只跳起的蟾蜍和一只奔跑的兔子，而瓦当似满月。

　　东汉王充在《论衡•说日》有言：“儒者曰：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人们对于天界充满想象，并将此体现在了诸多画像石、帛画作品中。在这些作品中，太阳与月亮同在，太阳代表呈现为三足乌，月亮代表则为蟾蜍与兔子，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T形帛画。

　　关于马王堆帛画天界景象中“人首蛇身”的形象，有女娲之说、羲和之说、太一之说等观点。据《山海经》中的记载：“西王母穴处昆仑之丘”；《淮南子•览冥训》记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有关西王母的传说在先秦两汉时期出现了“掌不死药”“西方昆仑”等内容。《博物志》记载“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后来道教将西王母奉为天界至高之神。西王母的形象与玉兔、蟾蜍(月亮代表)、三足乌(太阳代表)组成了一个整体的图像系统。

　　同时，西王母掌管不死药的传说使得代表着月亮的兔子出现了捣药形象。《汉乐府•董逃行•欲上谒从高山》云：“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药可得神仙。”晋代傅玄在《拟天问》中写道：“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兴福降祉。”明代吴承恩在《西游记》第九十五回“假合真形擒玉兔 真阴归正会灵元”中塑造的玉兔精形象，手持短棍儿“一头壮，一头细，却似舂碓臼的杵头模样”与孙悟空打斗，后太阴星君带着娥仙子前来称玉兔精“是我广寒宫捣玄霜仙药之玉兔也”。

　　东汉时期陕西绥德墓门的门楣画像石中有玉兔捣药纹样。在湖南省新邵县和桂阳县刘家岭发现的宋代墓室的壁画上均有玉兔捣药图案。从汉至宋，这些玉兔捣药浮雕兔子均为站姿(仿人类站立姿势)，双手持药杵捣药或一手扶着药臼，后腿维持站姿保持平衡，常见的有单兔捣药和双兔捣药两种形式。宋代“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刷铜版上也有玉兔捣药纹，铜版中部图样为站姿玉兔，四周为店铺名称、招贴文字。到了明代，玉兔捣药纹样出现在大批的缂丝、织锦、盘绣、刺绣之中。明、清以降，玉兔捣药形象还出现在了耳坠、荷包、铜镜套、浅碗、鼻烟壶等物之上。可见，“玉兔捣药”传说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

　　此外，人们耳熟能详的“兔儿爷”文化与“玉兔捣药”传说亦有关联。明末纪坤在《花王阁剩稿》中记载：“京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而拜之。”据说当时玉兔因京城瘟疫肆虐而下凡帮助百姓，化身为“兔儿爷”的玉兔能够治病救人，兔儿爷也因此寓意着平安吉祥。时至今日，“兔儿爷”形象的艺术作品仍旧备受人们的喜爱。

　　今时之人亦如古时之人，爱兔之活泼、兔之生动，爱兔文化中无限的生命力。在近现代艺术作品中，我们仍能处处发现兔子的身影。无论是齐白石创作的《丹桂双兔》、张大千创作的《嫦娥奔月》，还是徐悲鸿笔下的《十二生肖•兔》，这些艺术作品无不蕴含着传统兔文化的底蕴。每一个生动的兔形象背后都凝聚着千千万万的希望，表达着人们对自然的崇敬。这与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理论紧密相连。神兔也好，凡兔也罢，日月交替，历史流转。过往的时光虽已远去，但这些文化载体，使得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岁月历程中那些生动美好的文化意象，让我们感知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尊重生命和对自然和谐境界的精神追求。

　　(作者：李木子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黑特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20日 16版)